官吏頻犯贓罪，如所犯罪法不等，即以重贓之數并入輕贓，然後折半論罪，稱為倍論。《唐律·名例》：“即以贜緻罪，頻犯者并累科；若罪法不等者，即以重贜併滿輕贜，各倍論。”注：“倍，謂二尺為一尺。” 長孫無忌 等疏議：“假令縣令受財枉法六疋，合徒三年；不枉法十四疋，亦合徒三年；又監臨外竊盜二十九疋，亦徒三年；強盜二疋，亦合徒三年；受所監臨四十九疋，亦合徒三年。準此以上五處贜罪，各合徒三年，累於‘受所監臨’，總一百疋，仍倍為五十疋，合流二千裡之類。”
“倍論”是中國古代法律中的特定術語，主要出現在唐代及後世法典中，指對官吏貪贓枉法行為的一種加重處罰制度。其具體含義如下：
一、字義構成與核心概念 “倍”指加倍、翻倍，“論”指定罪量刑。“倍論”即指在計算贓物價值後，按該價值的倍數來确定刑罰。其核心在于官吏因職務便利非法獲取財物（贓罪）時，法律強制其退賠原贓物價值的同時，還需額外繳納相當于贓物價值數倍的罰金或承擔更重的刑事處罰。這體現了古代法律對官吏貪腐行為的嚴厲懲戒态度。
二、法律語境下的具體應用 該制度明确規定于《唐律疏議·名例律》“以贓入罪”條：“諸以贓入罪，正贓見在者，還官、主；已費用者，死及配流勿征，餘皆征之……盜者，倍備（賠）。” 疏議補充：“‘盜者，倍備’，謂盜者以其貪財既重，故令倍備，謂盜一尺，征二尺之類。” 此處“倍備”即“倍賠”，是“倍論”的實踐形式，要求盜竊者加倍賠償。後世《宋刑統》《大明律》均沿襲此制，如《大明律·名例律》“給沒贓物”條規定：“凡彼此俱罪之贓……盜者，倍追。”
三、制度目的與曆史意義 “倍論”旨在通過經濟重罰與刑事威懾：
四、與現代法律概念的區别 “倍論”不同于現代刑法中的“罰金”或“沒收財産”。其特殊性在于：
結論 “倍論”是中國古代法制史上獨具特色的刑罰制度，通過“加倍追贓”的經濟制裁手段，嚴懲官吏貪腐，反映了傳統法律“重典治吏”的治理邏輯。其制度設計雖與現代法律不同，但對理解古代廉政法制思想具有重要參考價值。
參考來源：
“倍論”是中國古代法律術語，主要用于處理官吏多次犯贓罪的情況。以下是詳細解釋：
基本定義
當官吏多次犯不同等級的贓罪時，将較重的贓額合并到較輕的贓額中，再折半計算總贓額來定罪量刑。例如，若某官吏同時犯有重贓和輕贓，則按“二尺為一尺”的比例折算後量刑。
法律依據
該術語源自《唐律·名例》，規定：“即以贓緻罪，頻犯者并累科；若罪法不等者，即以重贓併滿輕贓，各倍論。”。唐代律法通過這種方式防止官吏多次貪腐卻僅按單一罪行處罰。
具體應用案例
據《唐律疏議》記載，若縣令受財枉法六匹（徒三年）、不枉法十四匹（徒三年）、竊盜二十九匹（徒三年），合并後總贓額為49匹。按“倍論”折半為24.5匹，最終按24.5匹對應的刑罰定罪。
曆史背景與意義
“倍論”體現了唐代對官吏貪腐的從嚴治理，通過累加和折半的計算方式，加重對頻犯者的懲罰，具有威懾作用。這一制度也反映了古代法律中“數罪從重”原則的早期形态。
如需進一步了解唐代律法體系，可參考《唐律疏議》原文或相關曆史文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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