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吏频犯赃罪，如所犯罪法不等，即以重赃之数并入轻赃，然后折半论罪，称为倍论。《唐律·名例》：“即以贜致罪，频犯者并累科；若罪法不等者，即以重贜併满轻贜，各倍论。”注：“倍，谓二尺为一尺。” 长孙无忌 等疏议：“假令县令受财枉法六疋，合徒三年；不枉法十四疋，亦合徒三年；又监临外窃盗二十九疋，亦徒三年；强盗二疋，亦合徒三年；受所监临四十九疋，亦合徒三年。准此以上五处贜罪，各合徒三年，累於‘受所监临’，总一百疋，仍倍为五十疋，合流二千里之类。”
“倍论”是中国古代法律中的特定术语，主要出现在唐代及后世法典中，指对官吏贪赃枉法行为的一种加重处罚制度。其具体含义如下：
一、字义构成与核心概念 “倍”指加倍、翻倍，“论”指定罪量刑。“倍论”即指在计算赃物价值后，按该价值的倍数来确定刑罚。其核心在于官吏因职务便利非法获取财物（赃罪）时，法律强制其退赔原赃物价值的同时，还需额外缴纳相当于赃物价值数倍的罚金或承担更重的刑事处罚。这体现了古代法律对官吏贪腐行为的严厉惩戒态度。
二、法律语境下的具体应用 该制度明确规定于《唐律疏议·名例律》“以赃入罪”条：“诸以赃入罪，正赃见在者，还官、主；已费用者，死及配流勿征，余皆征之……盗者，倍备（赔）。” 疏议补充：“‘盗者，倍备’，谓盗者以其贪财既重，故令倍备，谓盗一尺，征二尺之类。” 此处“倍备”即“倍赔”，是“倍论”的实践形式，要求盗窃者加倍赔偿。后世《宋刑统》《大明律》均沿袭此制，如《大明律·名例律》“给没赃物”条规定：“凡彼此俱罪之赃……盗者，倍追。”
三、制度目的与历史意义 “倍论”旨在通过经济重罚与刑事威慑：
四、与现代法律概念的区别 “倍论”不同于现代刑法中的“罚金”或“没收财产”。其特殊性在于：
结论 “倍论”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独具特色的刑罚制度，通过“加倍追赃”的经济制裁手段，严惩官吏贪腐，反映了传统法律“重典治吏”的治理逻辑。其制度设计虽与现代法律不同，但对理解古代廉政法制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参考来源：
“倍论”是中国古代法律术语，主要用于处理官吏多次犯赃罪的情况。以下是详细解释：
基本定义
当官吏多次犯不同等级的赃罪时，将较重的赃额合并到较轻的赃额中，再折半计算总赃额来定罪量刑。例如，若某官吏同时犯有重赃和轻赃，则按“二尺为一尺”的比例折算后量刑。
法律依据
该术语源自《唐律·名例》，规定：“即以赃致罪，频犯者并累科；若罪法不等者，即以重赃併满轻赃，各倍论。”。唐代律法通过这种方式防止官吏多次贪腐却仅按单一罪行处罚。
具体应用案例
据《唐律疏议》记载，若县令受财枉法六匹（徒三年）、不枉法十四匹（徒三年）、窃盗二十九匹（徒三年），合并后总赃额为49匹。按“倍论”折半为24.5匹，最终按24.5匹对应的刑罚定罪。
历史背景与意义
“倍论”体现了唐代对官吏贪腐的从严治理，通过累加和折半的计算方式，加重对频犯者的惩罚，具有威慑作用。这一制度也反映了古代法律中“数罪从重”原则的早期形态。
如需进一步了解唐代律法体系，可参考《唐律疏议》原文或相关历史文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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