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福利經濟學是經濟學中研究社會福利最大化問題的重要分支，它在舊福利經濟學基礎上引入了更嚴謹的補償檢驗标準，以判斷資源配置變化是否真正增進了社會福利。其核心思想在于：若一項政策變動後，受益者獲得的利益足以補償受損者的損失且仍有剩餘，則該變動意味着社會福利的淨增加。
由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·卡爾多（Nicholas Kaldor）于1939年首次提出。他認為，若政策變動後，獲利者有能力通過潛在補償使受損者接受變動而不反對，且獲利者仍能保持淨收益，則社會福利得到改善。這一标準避免了人際效用比較的難題，聚焦于效率改進的可能性（來源：Kaldor, N. "Welfare Propositions of Econom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." Economic Journal, 1939）。
約翰·希克斯（John Hicks）補充提出：若受損者無法通過賄賂獲利者阻止政策變動，則該變動具有社會福利改進的正當性。這一标準與卡爾多标準共同構成“卡爾多-希克斯效率”（來源：Hicks, J. R. "The Foundations of Welfare Economics." Economic Journal, 1939）。
蒂博爾·西托夫斯基（Tibor Scitovsky）指出需同時滿足卡爾多标準和逆向檢驗（即變動後無法通過補償回到原狀态），以避免邏輯矛盾（來源：Scitovsky, T. "A Note on Welfare Propositions in Economics."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, 1941）。
伊恩·李特爾（Ian Little）進一步提出需結合補償檢驗與收入分配公平性，強調效率與公平需兼顧（來源：Little, I. M. D. A Critique of Welfare Economics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50）。
新福利經濟學為公共政策（如自由貿易、稅收改革）的福利評估提供了方法論基礎。其補償原則被廣泛應用于成本效益分析，例如評估基礎設施建設是否滿足“潛在帕累托改進”。同時，該理論也引發了對“公平”與“效率”關系的持續讨論（來源：Graaff, J. de V. Theoretical Welfare Economics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57）。
盡管新福利經濟學通過補償檢驗規避了效用的人際比較，但部分學者（如阿馬蒂亞·森）批評其忽視實際分配正義，認為潛在補償不等于實際補償。後續研究逐漸轉向社會福利函數和不平等測度等方向（來源：Sen, A. K.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.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0）。
新福利經濟學是20世紀30年代後發展形成的經濟學分支，旨在研究如何通過資源優化配置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。其核心思想圍繞效率而非收入分配展開，主要基于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的理論構建。以下是詳細解釋：
新福利經濟學又稱新古典福利經濟學，誕生于20世紀40年代前後，是對舊福利經濟學（以庇古為代表）的修正和發展。舊福利經濟學強調收入均等化，而新福利經濟學主張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來增加社會福利，并避免直接比較不同個體的效用。
帕累托最優（Pareto Optimum）
當資源配置達到以下狀态時，社會福利最大化：任何改變都無法使至少一人的福利增加而不減少其他人的福利。這一标準成為新福利經濟學的核心判斷依據。
效用序數論
主張效用不可在不同個體間比較，僅通過偏好排序（序數效用）分析社會福利，摒棄了舊福利經濟學的基數效用論。
補償原則
提出通過潛在補償（如卡爾多-希克斯标準）判斷政策改進：若受益者能補償受損者後仍有剩餘福利，則整體福利提升。
舊福利經濟學關注國民收入總量和分配均等化，主張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改善社會福利；而新福利經濟學聚焦效率，認為最優資源配置本身即可實現最大福利，無需直接幹預分配。
後續學者進一步補充了社會福利函數（伯格森、薩缪爾森）和“三重标準”（李特爾），試圖将公平與效率納入統一分析框架，但仍以帕累托最優為基石。
新福利經濟學為政策制定（如壟斷規制、公共品供給）提供了效率導向的分析工具，但也因忽視分配公平性受到批評。當代福利經濟學嘗試融合二者，探讨公平與效率的權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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