謂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六經皆為 中國 古代史書的一種主張。首倡于 元 郝經 ， 清 袁枚 亦主此說，至 章學誠 才系統地提出這一主張。他認為六經乃 夏 、 商 、 周 典章政教的曆史記錄，并非聖人為垂教立言而作。他提出了“六經皆史”、“六經皆器”的命題，反對“離器言道”。 龔自珍 、 章炳麟 亦倡此說。參閱 章學誠 《文史通義》中的《易教》、《經解》， 龔自珍 《古史鈎沉論二》， 章炳麟 《國故論衡·原經》。
"六經皆史"是中國傳統學術史中的重要命題，其核心含義是将儒家經典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《樂》《春秋》視為曆史文獻而非單純的道德訓誡。這一概念最早由明代學者王世貞提出雛形，後經清代章學誠在《文史通義·易教上》系統闡述："六經皆史也……皆先王之政典也"，強調經典本質是古代政治制度和社會實踐的記錄。
從語義學角度分析，"六"指代六部儒家典籍；"經"原意為織布縱線，引申為承載永恒真理的文本；"皆"為全稱判斷詞；"史"指代曆史文獻。四字連用構成對經典性質的重新界定，打破了經學與史學的傳統分野。章學誠認為，六經是"先王得位行道，經緯世宙之迹"（《文史通義·原道中》），即聖王治理天下的經驗總結，本質上屬于曆史範疇。
該命題包含三層學術内涵：第一，經典文獻具有曆史實證性，其價值在于記錄而非神化；第二，經學應回歸史學考據方法；第三，知識體系應立足現實需求。這種思想在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中得到呼應："經禀聖裁，垂型萬世，然亦實迹之不可易者"，體現了清代考據學對經典的曆史化處理。
現代學者餘英時在《論戴震與章學誠》中指出，章氏理論實現了"從經學桎梏中解放史學"的突破，為近代學術轉型提供了思想資源。北京大學出版社《中國經學思想史》進一步闡釋，該命題"将儒家經典還原為特定曆史語境的産物"，奠定了文獻研究的客觀基礎。
參考文獻來源：
“六經皆史”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命題，主張儒家經典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春秋》本質上是曆史文獻，而非單純承載聖人教義的典籍。以下從多個角度詳細解析：
章學誠在《文史通義》中系統提出“六經皆史”，認為六經是夏、商、周三代典章政教的曆史記錄，即“先王之政典”。他強調六經源于古代官方的檔案（如政令、制度），是“史”的載體，而非聖人刻意創作的道德訓誡。例如，《尚書》記錄政事，《春秋》編年記事，均具有史書性質。
部分文獻（如）将“六經皆史”解釋為“學問淵博”，實為誤解。該命題本質是學術史觀，強調經典的曆史屬性，而非形容個人學識。
“六經皆史”重構了經史關系，标志着中國古代學術從經學中心向史學實證的轉向，對近代學術轉型具有深遠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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