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mplicate others related to the one charged or found guilty] 舊時一人犯法,其家屬、親族、鄰居等連帶受罰
舊時一人犯法，其家屬親友鄰裡等連帶受處罰。《史記·商君列傳》：“令民為什伍，而相牧司連坐。” 司馬貞 索隱：“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，若不糾舉，則十家連坐。” 唐 李複言 《續玄怪錄·李衛公靖》：“‘妾已受譴，杖八十矣。’袒視其背，血痕滿焉。‘兒子并連坐，如何？’” 清 紀昀 《閱微草堂筆記·灤陽續錄四》：“不虞 馬哈沁 之滅其門也，童子以幼免連坐。”
連坐，又稱“相坐”“隨坐”，是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一種特殊的刑事責任制度，指因他人犯罪而使與犯罪者有一定關系的人（如親屬、鄰裡、同僚等）連帶承擔刑罰的制度。其核心特征在于集體擔責與預防犯罪的雙重目的，具有鮮明的曆史特色與法律文化内涵。以下從三方面詳細解析：
連帶性責任
一人犯罪，其親屬（如父母、妻子、兄弟）、鄰裡（如保甲成員）、職務關聯者（如上下級官員）甚至師生等均需承擔刑事責任。刑罰從死刑、流放、徒刑到財産沒收不等，形成“一人犯法，全員受罰”的嚴苛體系。
強制性與預防性
通過制造群體間的相互監督與舉報壓力，迫使成員主動制止他人犯罪，如商鞅變法中“令民為什伍，而相牧司連坐”（《史記·商君列傳》）。若知情不報，全組連坐，以此強化社會控制。
起源與制度化
連坐最早見于周代，至戰國商鞅變法時系統化推行，成為秦律核心。漢代發展為“夷三族”（父族、母族、妻族），唐宋後逐漸限縮範圍，但明清仍保留“謀反”“大逆”等重罪的族誅制度（如明初“藍玉案”株連萬人）。
保甲連坐制
宋代王安石創保甲法，明清強化為“十家為一牌，十牌為一甲”，一家隱匿盜匪或謀逆者，十家連坐（《清史稿·食貨志》）。民國時期亦沿用此制維護地方治安。
法律廢止與觀念殘留
連坐制度隨清末修律（1905年廢除“淩遲、枭首、戮屍”等酷刑）逐步瓦解，現行《刑法》确立“罪責自負”原則。但傳統觀念中“家族連帶責任”的思維仍存，如部分民事糾紛中的家族連帶賠償。
文化符號與警示意義
連坐被視為封建法制的典型特征，象征專制統治對個體的壓迫。其警示意義常被用于反思集體主義與個人權利的邊界，如學者瞿同祖指出：“連坐制以血緣、地緣為紐帶，實為君主控制社會的工具。”（《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》）
連坐是中國古代法制中基于血緣、地緣強制構建的集體責任機制，兼具司法威懾與社會控制功能，其興衰深刻反映了傳統社會結構向現代法治的轉型曆程。
“連坐”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法律制度，指因一人犯罪而使其親屬、鄰居、同僚等關聯人員連帶受罰的制度。以下從定義、曆史淵源、形式、現代應用及争議性五個方面展開解釋：
連坐又稱“相坐”“隨坐”“緣坐”，其核心特征是罪責牽連，即通過懲罰犯罪者的社會關系網絡來強化威懾效果。例如，親屬、鄰裡甚至家奴都可能因主犯行為受到株連，刑罰包括死刑、肉刑、財産罰沒等。
連坐制度體現了古代集體主義治理邏輯，通過擴大懲罰範圍維護統治穩定，但易造成大量冤屈。現代法治雖摒棄刑事連坐，但民事領域的連帶責任仍引發關于“責任邊界”的讨論。
如需進一步了解具體案例或法律條文，可參考《中國法制史》相關文獻或《民法典》侵權責任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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